“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
一颗良种，可以促进作物增产、农民增收，保证粮食安全。一颗劣种也可以造成作物减产甚至绝收。种子好比如“农业的芯片”，在农业生产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质量对于保障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乃至国家粮食安全极具重大意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一粒小小的种子能够决定社会的更替，人类文明的演进。
01
种业是整个农业的起点，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因此，它的产业链可以被划分为研发-育种-生产-推广-销售-服务等一系列流通环节。
上游种子的研发、育种。
关于种子的研发、育种，欧美国家种子企业拥有强大的科研队伍，具备极强的科研实力，每年会斥巨资开展科研工作。我国种子企业虽然有自身的科研队伍，但量级上明显不能和国外巨头相比，甚至部分企业压根没有科研这一环节，更多依托科研院所和高校去研发，因此种子企业作为产业和创新主体的地位并不强。据统计，我国有80%以上的育种资源和人才集中在科研和教学单位，88%的农作物杂交品种主要由科研教学单位进行选育。
中游种子生产、加工包装。
欧美国家大型种子集团都有育种基地，可以自身从事种子生产，从而确保种子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此外，加工包装则由专业加工企业进行，采用自动化操作和流水线作业，能够使得种子质量得到很好保证。
我国种子生产主要由种子公司、制种农户或原良种场进行，种子质量容易参差不齐。加工包装由种子公司自身负责，因此加工包装不规范，标准不统一是常态，还出现伪劣假冒种子等问题。相比较下，种子生产、加工设备以及加工工艺等环节较为落后，难以与发达国家媲美。例如，拿先玉335来说，先玉335的种子的质量标准要求是在92%以上的，而我国标准合格种子才85%的发芽率。
下游种子推广、销售、服务。
欧美国家种子企业直接将最终产品销售到地区市场乃至国际市场。国内销售一般依靠中间商。比如，一些大公司拥有自己的销售队伍，渠道一层一层下沉。此外，我国的农技推广机构也是重要的销售机构。
整体来看，我国种业产业链一直以“科研院所和高校研发+种子公司生产、加工包装+个体经销商销售”和“科研院所和高校研发+种子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模式为主。同时也有部分种业企业实行“育繁推一体化”模式，通常这些种业企业都拥有较成熟的育种技术，如隆平高科、丰乐种业、敦煌种业、登海种业、荃银高科等。
在“育繁推一体化”模式下，隆平高科的水稻新品种隆两优、晶两优和登海种业的玉米新品种登海605、618的品种优势推广都曾经超过了预期。
然而，国内大多数种业企业实力还是比较弱。反观国外大型跨国种子企业，如孟山都、杜邦和先正达等国际种业巨头早期依靠“育繁推一体化”模式，已发展成集科研、生产、加工、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相当完善、颇具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
02
全球种业发展共经历过四次结构变迁，其中技术进步（建立企业护城河）、产权保护（确保投资收益）与兼并重组（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全球种业发展的三大动力。在此推进下，全球种业市场规模呈现稳步增长趋势。
据国际种业协会（ISF）及行业咨询公司数据显示，全球种子市值从1975年的120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538亿美元，在过去40年内，市场规模扩大了约3.5倍。
按国家统计，种子市值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法国、巴西、加拿大、印度、日本、德国、阿根廷、意大利，合计419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8%。总体表现为传统的北美市场和新兴的亚太市场呈并驾齐驱的态势。
按单个作物细分统计，玉米市场份额最大达到122亿美元，市场占有率为23%。小麦、水稻、大豆种子市值处于60-70亿美元之间，市场份额处于11%-13%之间。油菜、棉花、向日葵是除大豆外的重要油料作物，种子市值处于10-20亿美元之间，市场份额均不超过5%。
在种业迅速发展的同时，转基因技术的出现使得农化产品和种子出现互补（抗除草剂品种和除草剂）或替代（抗虫品种和杀虫剂）的关系，并开始运用起来。
1976年，美国首开全球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制定的先河。随后1996年，开始商业化生产和销售转基因作物，其中包括有大豆、玉米、油菜、土豆和西红柿。随着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政策的逐步放松，美国对转基因种子技术的使用持续提升，并逐渐成为全球转基因作物播种面积最大的国家。2018年，转基因播种面积达到11.25 亿亩，占全球转基因播种面积的比重的39.12%。大豆、玉米、棉花的转基因应用率分别达到了94%、92%、94%。与此同时，借助转基因种子的优势，美国孟山都、陶氏杜邦等企业迅速做大。
由于转基技术具有加快育种进程、突破种间生殖隔离、有目的改造品种以及减少环境污染等竞争优势，因此逐渐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认识并接纳。2007-2012年，转基因种子市值从78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48亿美元，增幅达90%，转基因种子市场份额快速提高，在种子市场占有率也由25%上升至33%。
据统计，2017年，全球已经有39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28国的监管机构批准了转基因作物，将其用于粮食、饲料以及商业化种植，使得转基因作物播种面积快速增加。2018年全球转基因作物播种面积达到28.76亿亩。其中，全球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的播种面积分别达到14.39亿亩、8.84亿亩、3.74亿亩，占全球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分别达到80.12%、30.33%和83.67%。
我国对转基因种子技术持谨慎态度。历史来看，我国总共有四次发放农作物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1997年发放的耐贮存番茄和抗虫棉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1999年发放的改变花色矮牵牛和抗病辣椒（甜椒、线辣椒）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2006年发放的抗病番木瓜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2009年发放的抗虫水稻华恢1号、抗虫水稻Bt汕优63、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但是，2009年发放的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因技术问题并未进行产业化。
2019年12月30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示将拟批准颁发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给192个转基因植物品种。其中有两例转基因玉米种子，适合北方春玉米区的“DBN9936”，以及适合北方玉米区的“双抗12-5”。
当前来看，经过十余年技术进步以及国民教育，由于社会对转基因的反对声音已经显得越来越少，因此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商业化进程有望出现。
03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种业发展历经“四自一辅”、“四化一供”、市场化改革以及深化改革四个阶段。
在四个阶段发展下，我国种业市场容量快速增加，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外资进入步伐加快，种业市场呈现空前繁荣。
尤其自2014年以来，农化行业步入寒冬。孟山都、杜邦和先正达等国际种业巨头业绩承压逐年下滑，为减少竞争，国际种业市场正式进入资源整合的“强强联合”时代。其中就有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陶氏和杜邦合并，拜耳正式收购孟山都，推动全球种业进入三强鼎立时代。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种业国家。
2018年，我国种子市场规模已经达到约1321亿元。在主要农作物种子中，我国受消费习惯、商品化率等因素影响，玉米和水稻占据国内种业市值前两位。其中玉米种子市场规模约352亿元，水稻种子市场规模约202亿元（杂交稻155亿、常规稻46亿）。此外，小麦196亿元，马铃薯150亿元，大豆32亿元。
然而，我国种业与全球种业相比在市场集中度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成长空间。2018年世界10强种子企业的市场份额约为54.92%，而国内的前50强种子企业的市场份额约为35%。其次，国内种子企业的规模整体偏小。虽然自2010年以来，种子企业年均减少660家左右，但是截至2018年我国种子企业仍有3421家，其中注册资本在3000万以上的约1186家，占比34.7%。
种子行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种子的研发具有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并且需要大量的种质资源，这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较为困难，从而导致了我国种子行业长期研发投入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种业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约为7%左右，相比世界先进种子企业10%以上的水平仍然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种子行业集中度低容易引发行业的无序竞争。过去经验表明，由于种子企业散、小的问题，我国种业市场，以次充优、以甲充乙、以价乱市、以死相拼的极端“竞底”现象时常发生，并阻碍着种业良性发展。
针对种业行业集中度过低带来的缺陷，规模化是全球种业巨头的核心发展逻辑。
从过去国际种业巨头成长史的借鉴可以发现，以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陶氏益农为代表的少数几家农化企业出于做大规模或战略性防守的目的进军种业市场，使得企业间并购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主旋律，最终种业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
如此看来，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国内种业企业借力大型资本集团，通过外延并购打破瓶颈，加速种业内的重组，进行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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