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明，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2018年10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的相关团队赴越南胡志明市对中国企业对越南的直接投资状况进行了调研。调研团队走访了中国制造型企业、物流型企业、中资金融机构、中国商会、中国使领馆，也与越南相关智库的学者进行了座谈。
越南的国土面积约为33万平方公里，略低于中国云南省。截止目前，越南的人口约为9650万人，很快就会突破1亿。越南人口的年龄结构非常年轻，目前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仅为5.5%，15岁至64岁人口占比约为69.3%，15岁之下人口占比为25.2%。与中国相比，越南的人偶年龄结构要年轻很多，这意味着越南既是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也有着潜力无限的国内市场。2016年，越南的人均GDP为2186亿美元，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左右，这意味着越南的劳动力成本相比于中国，依然要便宜得多。
2013年至2017年这五年间，中国GDP增速的均值为7.1%，而越南GDP增速的均值也高达6.2%。2018年，越南GDP增速可能在近30年来首次超过中国（上一次越南GDP增速超过中国还是在1989与1990年）。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速，使得越南成为东盟地区增长最快、也最富活力的经济体之一。
电子企业，中国比韩国、日本的同行晚5年以上
东亚国家与地区是在越南投资最多的群体。韩国与日本均在越南有大量的直接投资，且产业布局相对比较高端。台湾在越南的投资仍以OEM为主。中国企业对越南的直接投资，要至少比韩国、日本的同行晚5年以上。
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对越南的投资浪潮大致有三波，且具有典型的贸易壁垒规避性特征。第一波浪潮大致发生在10年前，当时美国对一些中国出口产品（例如钢管）实施了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第二波浪潮大致发生在三四年前，这与当时TPP谈判不断推进有关（例如耐克与阿迪达斯均把企业从中国大陆转移至越南）；第三波浪潮则发生在当前，这与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显著相关。换言之，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对越南的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订单转移性质。
从目前来看，中国企业对越南的直接投资，所属行业依然以纺织、服装、鞋类、农业等为主。近期，受贸易战影响，中国家具行业对越南的相关投资明显增加。目前，中国电子行业对越南的投资依然较少。不过，包括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在内的电子企业，均已经在越南大规模建厂。2017年，越南手机出口额达到450亿美元，占到全球智能手机产量的十分之一，手机也超过原油，成为越南的最大出口产品。河内与胡志明市，都正在成为全球电子行业成品的加工中心。根据近期花旗银行所做的相关调查，很多台湾的电子企业，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都在考虑把制造基地从中国大陆转移至越南。
越南为何有潜力成为全球范围内贸易摩擦的最大受益国之一（可以与墨西哥相提并论）呢？大致原因如下：第一，迄今为止，越南与其他国家之间签署了16个FTA协定，尤其是与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之间均签署了FTA。尽管越南与美国之间尚未签署FTA，但美国对越南的纺织品限额逐年增加。此外，越南也是TPP以及缩水版TPP的成员国。这就使得越南对于中国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全球贸易体系碎片化、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显著加剧的背景下，在越南投资建厂，可以有效地规避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第二，综合越南工人的平均成本与工作效率，越南劳动力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性价比还是相对较高的。相比于柬埔寨的工会，越南工会的力量较弱，在劳资谈判方面更容易与企业、政府达成和解；第三，越南具有数量众多的年轻化人口，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潜力也不容小觑。
西贡的条件：守规矩，有实力才能赚到钱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中国大陆一些企业对越南投资环境的误解。第一，越南的人均工资并不像有些企业想象得那样便宜，而且近年来上涨较快。例如，尽管胡志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1200人民币左右，但实际上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达到每月3000元左右。在有关政府部门的要求与推动下，越南工人的年均工资增幅约在6-7%。因此，即使在东盟范围内，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并不具备显著优势；第二，除了劳动力成本上涨很快之外，由于最近来越南投资的企业限制增加，越南工业用地的地价上涨也相当之快；第三，越南政府对相关投资在技术水平、环境标准方面的要求，要比想象中的严格得多。很多在越南投资的外资企业，在技术与设备上都是全球最先进的。例如，越南有些工业区要求要达到A级排放标准，相关要求甚至要比中国内地有些工业区更高。此前，台湾某家钢厂出现了对海中排放，毒死大面积鱼群的案例，引发了民众愤怒，被迫罚款5亿美元以及整改一年；第四，一些国内企业试图在越南使用不正当的经营手段（例如对某些官员行贿、没有办理正式的生产经营许可等），这些手段事后往往被证明行不通，甚至导致企业血本无归；第五，越南民众并没有很强的反华仇华情绪。2014年的513事件，受损最重的其实是台资企业，而背后的一个重要背景，其实是越南员工不太适应台资企业的管理模式与等级文化。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整体上遇到的冲击非常有限。
迄今为止，越南政府对FDI企业依然有着较为严格的监管，尤其对中资企业而言。例如，之前越南政府不允许外资设立独资贸易企业，这个限制在去年才刚刚放开。又如，目前中资商业银行只允许在越南境内设立一家分行，且不允许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银行。再如，越南政府严格限制外资企业雇佣的外籍岗位数量，且刻意对境外员工的工作签证保留着繁琐的审批程序。
不过，中越关系还是相当微妙的。考虑到长期以来的边境问题、历史上的战争、当前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等因素，越南政府、媒体与学者对来自中国的影响依然比较警惕。例如，越南人不太接受一带一路的提法，对来自中国的贷款也心存警惕。又如，炒作中国的负面问题（例如一些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不过关）在越南的媒体上很有市场。再如，中国国企对越南的投资相对比较有限，目前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电力领域。中国国企对港口、采矿等行业的投资很有兴趣，但在越南很难推动。此外，越南人也很担心，如果大量中国企业将越南作为规避中美贸易战的“第三方通道”，可能会引发美国人的反感与政策调整。
在对中资金融机构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在2015年811汇改之后，为了遏制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压力，中国央行显著收紧了国内资金流出的管制，这加剧了中国企业在越南初创企业的融资难度。众所周知，初创企业在境外缺乏经营历史与抵押品，外资金融机构是不愿意贷款的。在过去，海外初创企业可以采取中国境内母公司提供抵押品或保函，再由中资金融机构的外国分支机构提供贷款的“内保外贷”方式。然而在最近两年，这种内保外贷的方式由于涉及跨境担保与放款，受到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导致中资企业在越南初创公司的融资难度显著加剧，尤其对于中小民营企业而言。